士族的发展历史十分悠久，其雏形是先秦时期，那些有钱有权人豢养的“士”。

“士”分多种，有谋士、死士、壮士、隐士、侠士、志士、下士、上士、寒士等等。其主要特色，就是有文化，有知识，有野心，有谋略。但又根据志向的不同，而主业不同。

臂如谋士，主要给某君主出谋划策，强者有翻江倒海，胸定乾坤之能。靠此类发达的，不计其数，如苏秦、张仪二人。

死士相对来讲，就不那么多了，但也不少。主要工作无非是玩刀弄枪，打打杀杀。与今世的赏金猎人唯一不同点，就是完不成任务，死士是要去死的。这种高危险性工作，在古代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“刺客”。出名的如荆轲。

寒士我们知道，出身微末，不达诸侯。只能依靠刻苦攻读，以求吃饱穿暖。

到了后来，四海升平，国家统一。需要死士和谋士的人，开始锐减。毕竟豢养这些人，一旦触怒皇权，是要掉头的。于是，寒士开始奋起。

当寒士达到一定数量后，他们就会结盟，以此维护自己的胜利果实。等门派壮大后，他们就会形成自己的圈子，不允许外人插手。为了尽可能的得到利益，他们就会形成内部循环——要求皇帝制定法律，让自己的位子可以传给后人——士族形成。

可想而知，一旦开始内部循环，就可能会导致内部死亡。而一旦内部死亡，则国将不国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汉光武帝刘秀在建国之初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这个办法很简单，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，普查全国人口。以此制定合理的政策，让国家重新焕发生机。

可这个办法还没执行，便遭到了大部分官员的阻挠，因为刘秀这样做，无疑触及了自己的利益。刘秀不想惹起众怒，因为说到底，皇帝是决策者，官员才是执行者。换句话说，皇帝是老板，官员是员工。没有了员工，老板还叫老板吗？

这种垄断行为，一直到“科举制”的发明，才稍有好转。

在士族发展过程中，又出现了一种意外的附属品——地方豪强。

所谓的地方豪强，说白了，就是大地主。而大地主，不可能属于农民，只能属于两种人——士族或者有钱人。

那为什么士族会拥有土地？因为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，士族出力最多，分红自然也就越大。皇帝给予他们的奖赏，就是土地。拥有了土地，官员不可能自己种粮食，只能让农民种，这就是佃农出现的原因。

当然，你如果有钱，也可以购买土地，这样做有以下几点好处：一，可以进入士族圈子，虽然不见得能做官，但毕竟朝中有人好办事。二，可以摆脱平民身份，成为地方豪强。

也就是传说中的地头蛇。

比如，张三是冀州管理者，李四是地头蛇，张三要想收税，必须经过李四的同意，不然，这条政令形同虚设。

为什么？因为他掌管着冀州的土地。

那朝廷不管吗？不是不管，是管不了。

身为英雄的刘秀都没办法改变这一情况，试问，谁能改变？因为说到底，这是体制问题。

而体制之所以形成，前面说了，是因为体制制定者，就是体制受益者。

所以，我们纵观历史，就会发现，大部分朝代的造反者，都是出身农民。因为，他们是体制最终的受害者。

及至隋唐，出现“科举制”打破了士族垄断的怪圈，但依旧没能打破农民造反的现象。因为体制不变，一切都是空谈。

到了近代的土改运动，才终于将这种死循环打破，当真是善莫大焉。

因此，千百年来，史书上的文字其实是一个大大的问号：“我的土地谁做主？”

所以，我们看到了曹操对士族的毫不手软，这帮败类把持朝政也就算了，偏偏因为他们，扯出了地方豪强，这些不听话人群。也所以，孙策在击败刘繇、赶走严白虎后，目光投向了地方豪强和他们真正的主子，士族阶级。

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孙策就是一个搅局者，甘当搅屎棍，把江东旧有的局面，彻底改变。

没办反，所谓不破不立，只有打击了这些欺软怕硬的混蛋，才能真正立足江东。

于是，孙策开始引兵打压豪强，一旦抓住，戴高帽、游街那只是小儿科，打死不算，打残热身，打趴下才是硬道理。

江东豪强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他们颤抖着等待着孙策到来，然后“咔嚓”脑袋落地，接着是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、亲戚，直至家族。

这种激进式的政治行为，在孙策时期，的确取得了好的结果，但祸根也就此埋下——孙策不懂，要想彻底改变垄断，只能从体制上下手。体制不变，则士族将如野草，春分吹又生。

你今儿杀了张三，明天就会冒出李四，杀了李四，马上出现王二麻子。而且，由于你残忍的手段，势必导致舆论上的倒戈，“暴君”字眼，便不绝于史书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们只能自发的组成联盟，即便杀不了你，也要杀你后人。所谓君子报仇，十年